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被西方人称为“新儒学之父”，“亚洲价值最雄辩的发言人”。
他曾说：“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个好的政府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东方人是不相信的。东方人相信个人离不开家庭，家庭属于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和社会。政府不想给一个人以家庭所能给他的东西。在西方，特别是第二次大战后，政府被认为可以对个人完成过去由家庭完成的任务。这种情况鼓励了单亲家庭的出现，因为政府被认为可以代替父亲，这是我这个东亚人所厌恶的。家庭是久经考验的规范，是建立社会的砖瓦。”他还说：“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是基础，我们全民都对此深信不疑。”“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人民相信做人要节俭、勤劳、孝敬父母、忠于家庭，尤其是要尊重学问。”（转引自杜书瀛《在全球化浪潮面前》，见《文艺争鸣》2001年第6期。)简言之，李光耀所崇奉的是建立在宗法家族基础上的长上崇拜和权威主义的亚洲价值，而且他似乎成功地组合了市场经济与亚洲价值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从而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至少以往几十年许多人都这么认为。
但是，几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紧跟着而来的亚洲国家的内部动荡，给李光耀的儒家观念猛力一击。
现在，李光耀却改弦更张，宣布儒家价值观过时了。
2000年在北京举行的21世纪论坛上，他大讲如何发挥个人的创造性，而对他坚持了几十年的权威主义只字不提。2001年1月底，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他鲜明地指出儒家价值观在信息经济时代已经过时。他说：“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在信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在接受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采访时，他也谈到儒家文化在信息时代的不适应，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他认为“要改变父母、叔叔大爷、表哥表姐和外甥侄子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尽管这种改变“是非常艰巨的事”。（ 见任剑涛《李光耀为何改弦更张》，《南风窗》2001年第4期。)
李光耀的改弦更张，耐人寻味。以他一贯的作风，他的这一转变，绝非通常的政治家习惯的哗众取宠，也无法用他对网络的顽童般的倾情就可以解释得清楚。
仅仅在2000年以前，李光耀还是亚洲价值观的坚定主张与身体力行者。在很长时间，李光耀成为亚洲那些痛恨西方霸权人士的一位偶像型斗士。他痛斥西方的霸权主义，拒斥西方的主流价值，提倡尊长重长的儒家价值观，即亚洲价值观。亚洲各国对于西方发展经济的基本方式是认同的，但对于西方的政治组织方式与价值观念，从情感上却予以拒绝，这缘于亚洲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曾遭受西方列强的侵凌，有着难以拂散的阴影。在李光耀之前，这种格局就已经形成，但李光耀说得简单明了，加之他还成功地组合了“市场经济、威权政治、文化过滤”的亚洲发展模式，带给人们以经济腾飞的奇迹，让不少亚洲人感到他们已经拥有了超越西方现代发展模式的新出路。因此，人们对李光耀所提倡的儒家价值观深信不疑。
事实上，李光耀的儒家价值观的陈述，是建立在两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一是亚洲经济奇迹。人们只是看到了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对于遵从长上的价值观念的共同认可，就简单地认定这种不同于西方重视个人价值观的价值主张，是推动亚洲、尤其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四、五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紧跟而来的亚洲国家内部的动荡（泰国经济混乱到政治动荡，韩国家族企业的风雨飘摇，菲律宾、印尼社会的紊乱等）的双重打击，证明了这一假设确实是不成立的。另一个假设是，价值问题是一个历史文化与民族传统的问题。因此，一个民族的行动方式，只能是这个民族价值观念支配下的产物。人们不愿望看到现代公共价值理念与行动模式的形成，以及其中所具有的横向特点，即处于同一时空当中的不同民族、国家、在面对相同的工业化处境的时候，是要面对相同的公共价值观念的作用的。西方人因其先行进入现代化的境地，而率先体验了这些价值理念的功用。后起的现代国家，只有在尊重这种价值经验的基础上，才谈得上进一步的超越，不跨越这种横向的价值鸿沟，这难以找到经济发展的价值动力。同时，在网络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亚洲的振兴还得依赖电子信息等产业。而高科技对人力资源的配置要求是，个人不分资历、出身，而只重才艺、技能、创造力。在不同年龄层次之间，并非强势者（长上）就可以单纯地支配弱势者（幼下），形成一种威权的价值制约格局。相反，由于年轻人“灵光的脑子”和敏捷的行动，他们势必成为反应缓慢、行为迟缓的老人的“教师”，长上必须学会主动跨越自己与后辈、下级的价值鸿沟，以便在同一时空中和谐相处。
李光耀当年对于儒家（亚洲）价值观的主张，基于上述的两种假设， 随着两个假设的证伪，李光耀调整自己的价值主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本质上看，亚洲（儒家）价值观乃是一种特定的、纵向的价值结构：它以代际的纵向隔离来划分和固定长辈价值的后续意义，使得晚辈被笼罩在长辈的阴影之下。这种纵向价值观经历扩展形成的社会文化价值特点是，它通过自然秩序的向长辈服从，变异为社会秩序的向上屈服。这就是当年鲁先生痛斥的那种典型的“前喻文化”：老年人“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人的空气。”
李光耀在前网络经济时代，维护这种价值观，主要基于新加坡岛国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世界政治两极化情形下的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的考虑，为了整合多元种族、文化的新加坡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形成民族的同心力，达成国家的“生存、安全、成功”，所持的一种政治文化策略。事实证明，儒家价值观在新加坡“以法治国，以德育人”的建设国家的思路中，的确曾经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网络经济时代，李光耀告别这种价值观，实现其对亚洲（儒家）价值观的超越，体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重视每个人创造性的发挥，由此必然走向告别“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亚洲历史上，尤其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已经证实了抽象集体主义的荒谬可怕，证实了重视个人作用的价值观的积极意义。二是重视青年人的社会作用，以及由此必然走向的告别老人政治、老人社会。在网络时代，老人需要“文化反哺”，现代（网络）文化只能是晚辈教导长辈的“后喻文化”。告别以长幼隔离、上下隔离为前提的威权主义亚洲（儒家）价值观，就是告别停滞社会，寻求生活在同一时空中的不同民族与不同代际之间的横向价值沟通，建立推动社会持续发展的价值体系，这正是网络进代亚洲价值观重建的标志。
李光耀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改弦更张或曰“弃儒说”，说明以重视个人作用，强调长幼上下平等为核心的现代价值，具有某种跨越时空的普世性。从更深的层面上，它还昭示我们：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思想文化派别——现代新儒学，其实是以当时中国兴起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一种道德人本主义。（参见王文钦《新加坡与儒家文化》第113页，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80年来，新儒学经历了梁漱冥、熊十力、牟宗三、杜维明等四代人的发展，企图使我们民族摆脱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文化危机，不能说毫无价值和意义，但在网络经济时代的信息全球化浪潮面前，其核心价值观的与时代不相适应，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加入世贸组织且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束缚日趋弱化的今天，对于重建中国价值观，李光耀的这种转向，无疑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
中国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