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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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八亿农民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
L先生：高金钿在谈到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时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国家安全真正的目的与其是寻找战斗或战争的胜利，不如说是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把这个观点套用到农民问题上来，我觉得与其帮助农民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不如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农村的战略态势是什么？我认为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国家安全需要战略家。解决农民问题何尝不需要战略家？战略家是强者，总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观世界，改变世界，这是愚蠢的。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应当顺应历史潮流。高金钿称此为“替天行道”。整个中国的潮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农村的潮流绝不可能游离于中国的整体态势之外。现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她的上层建筑不变行吗？她的基层和最底层不变行吗？如果不变，不是旧的上层建筑吃掉新经济，就是新经济吞噬旧的上层建筑。邓小平说：“不改革死路一条。”就是此理。
政治体制改革既是党和政府的事，又不全是党和政府的事。中国有八亿农民，如果不能把这批人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中来，那么你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成功了也无法在中国生根。顶端和末梢同时发动，两场战役，胜利会师，乃中国世纪之幸。两场战役目的相同，形式不尽同。顶端搞党内民主，末梢搞村民自治选举。可以有先胜后胜，甚至允许失败，却不允许不打。只要投入战场，就会形成高金钿说的“有利的战略态势”。
县委书记：我第一次听见这种说法。我指的是“顶端和末梢”。
L先生：我提出的实际是个很严肃的话题，即“农民参政”问题。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提过这个说法，但这四个字是我想出来的，不，是从我心中跳出来的。在一个农业大国里，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如何，是衡量这个国家政治生活开明和制度健全的重要标志。而现在，农民基本上是现实政治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有一种看法，上层先把政治体制改革弄妥了，再普及农村。这颇类似一些经济学家前几年提出的“淋下效应”。洗澡时喷头淋水，浴缸满了，自然就漫出来，润泽其它地区。当时提出这个观念是针对西部发展的，核心为：不管西部，一味发展东部，东部大富，西部自然会被带动。“淋下效应”用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是不合适的，这样做是不能够解决好农民问题的。有句玩笑话：我们乡下人才开始用纸擦屁股，你们城里人已经用纸擦嘴了。一个看似粗鄙的玩笑反映的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县委书记：农村已经开始进行村级直选和村民自治。我们县也搞了。
L先生：现在的这种村级直选和村民自治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选举尚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这种选举还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我指的是推动者。农民往往对选举抱无所谓的态度，参与意识极其淡薄。第二，允许和推动这种选举的人或部门意识深处有私秘：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触及的既得利益少，离政治体制改革和重大利益核心地位甚远，因而运作起来阻力小。这种心态决定了这种选举的“做秀”成份大于实际内容。第三，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有待明确。从政治常识上讲，通过上级组织部门选拔和任命的干部，大部分情况下只对上级负责，因为他的权力是上级给的。村党支部就属于这种情况。通过广大群众选举的干部应该对群众负责，因为他的权力是群众给的。村委会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现在的状况是，党支部权力垄断。在农村真正说了算的不是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而是村党支部。村委会在重大决策上必须听命于村党支部。这样做也许在中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党领导一切，但会损伤村民的选举积极性。现在农民对选举的热情已减。他们由热烈变为冷静，由冷静变为冷漠，由冷漠变成冷酷。再加上有些地方操纵选举，让民主走形式，搞口服心不服，或搞“手服心不服”。
不久前我听到一个故事：一个村里搞选举，一个谋求连任的村委会主任，民愤极大，外界都认为他肯定会落选，但他在发表竞选演说时非常自信，口气也特别武断。他说：“我已经当了一届村委会主任，该捞的已经捞得差不多了。如果你们不选我而选另一个新手，他没尝过当官的滋味，捞起来肯定比我更厉害，更贪婪，你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村民们果然认为理由充足，真的就选了此人。有人听到这故事时笑了，我根本笑不出。这故事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对选举的冷漠，二是农村的腐败问题已到了不得不引起关注的程度了。这或许是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许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
县委书记：对此我有同感。
L先生：前不久，我专门利用休假时间到一个贫困县去看乡村选举，碰到一个农民，我同他聊起来。他告我：“吃不饱饭。”我说：“种地还吃不上饭呀？”他说：“我不种地了。”“为什么？”他说：“种了还不够给那些当官的呢。这也提成，那也提成。这也缴税，那也收费。种了地收点庄稼自己都不够吃。”我问：“这样的官你可以不选他呀。现在不是有乡村选举吗？”他说：“选举？谁选他了？他的官位都是掏钱买的！谁掏钱多谁当官。一个选的也没有。上面命令谁当啥谁就当呗。”他说他们乡的书记用贪污的钱买了个副县长的职务。
在中国，城乡之间差距很大，但城乡之间腐败的差距无几。也许有数量上、方式上的差距，但质量肯定一样。腐败已经成为农村不稳定的一个乱源。尤其是制度性腐败，已经不是个人道德的考验，而是整个农村政治制度的疏漏。全国都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全国逾八成以上的财富掌握在不到两成人的手上。农村情况更甚。
腐败在农村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民负担猛于虎。农民最根本的负担在于供应城市居民低价粮及低价工业原料。政府则对主要农产品的购销进行垄断。这个问题我下面还要谈到。现在我主要谈的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官与民的比例，成了农村社会的大肿瘤。农民要养庞大的官僚群体。这又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基层政权无非是一个县衙一个县太爷，两三个师爷，几个衙役而已。但今天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未变，你看看我们寄生在农民身上的基层干部增长了多少？数量惊人，不，骇人呵。就举咱们县为例，一个小小的贫困县，光衙门就有几十个。还不包括乡镇到村那些小衙门。衙门再小，也是衙门。衙门不大，蝗虫不少。编制动辄上十上百。享有特权的蝗虫们的胃口又出奇的好，“三百座名园一扫一个空”。我亲耳听到农民说这样的话：解放前压在我们头上的是三座大山，而现在压在我们头上的是数不清的大山，根本透不过气来。书记，你给我说一下农民究竟有哪些税要缴纳？你想到多少说多少。
县委书记：农民要向村里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这是最基本的。还得交乡镇政府的计划生育费、乡村道路修建费、抚优费、烈属费、民兵训练费、教育附加费……
L先生：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农民苦不堪言。当年我去河南一个县出差，这个县竟然还有向做馒头的人收费的“馒头办”。收税天经地义，但税费太多，或太高，会抑制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国民收入反而会减少。有谚曰：“这达标，那达标，都要农民掏腰包；这大办，那大办，不管农民怎么办。”“身上三把刀，镰刀、犁刀和税刀；头上三个霸：村霸、乡霸和税霸。”而他们交纳的税费，首先在最基层就遭到腐败糟蹋一遍，继而被层层糟蹋。叫“轮奸”也不为过吧。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任职的四川。有一个女孩子，税务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中部一个贫困县的某乡镇担任税务员。该乡镇位于万山丛中，农民居住分散。女孩每天都要翻山越岭，艰辛跋涉，去各村收取那微薄的税款。有一天，她翻了四座山，趟过三条河，几次掉进冰冷的河中，只收了三块一毛六分钱的税款。回到镇上已是掌灯时分了，税务所所长见她风尘仆仆，动了恻隐之心，说：“走，跟我出去吃顿饭。”所长带着女孩来到县城，走进一个饭馆。女孩被里面的情景惊呆了：乌烟瘴气，杯盘狼藉，乡镇的干部大部分都在，一个个喝得醉熏熏的，大呼小叫。女孩怯生生地问所长：今天是不是有重要活动？所长笑了：“有什么活动？天天如此。”女孩愣了半晌，突然返身冲出饭馆，面对着阑珊的灯火，放声大哭。她到现在手里还紧紧攥着今天收来的三块多税款呀。听到这个故事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共产党从此失去这个女孩子了。
县委书记：大吃大喝我们这儿也很严重。
L先生：哪里是大吃大喝那么简单的？这是权力腐败。这就带出了我要说的第二点：被腐败锈蚀的权力仍然是权力，这种权力必然会带来绝对性腐败。我的看法是，腐败分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腐败，一种是绝对性腐败。民主制度也无法消除一般性腐败，而专制体制必然造成绝对性腐败。这两种腐败区别何在？一般性腐败源于人性内在的贪欲，源于道德自律的丧失，权力制度的任何缝隙都将孕育腐败的种子。而绝对性腐败则直接产生于权力制度因为垄断性的权力制度的本身就是腐败的最佳土壤。一般性腐败产生于个别的腐朽分子，而绝对性腐败则产生于整体的制度。为什么所有的农村都有大吃大喝？为什么大多数农村群众与干部都尖锐对立？其道理就在于此。
贫困人口尤其是贫困农民，是中国最弱势的群体，是最值得我们关注和关怀的。美国人说，中国共产党已基本上变成一个既得利益的政党，不可能真正关心贫困者。这样说肯定是错误的，但许多党的基层组织肯定存在这种倾向。跟印度等其它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贫困者不但衣食无着，就连一张选票都没有，只有任人宰割。
农村的两极分化比城市毫不逊色。收入的严重集中化，强烈阻碍了农民对发展的参与。***总书记前不久视察了秋季黄河水灾的灾区山东省东明、鄄城二县，发现那里有些乡镇干部的豪宅比解放前的地主庄园有过之而无不及。***问张高丽：“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张高丽说：“这是腐败和渎职行为。”***说：“说明白些，这是犯罪行为，要逼农民上梁山。”我们经常教育人民包括农民，要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对国家充满信心。但腐败将一切教育击得粉碎。当前贪污和腐败，似乎有种紧迫的、时不我待的意味儿。正是在腐败分子身上体现出的这种紧迫感，使老百姓每每觉得这些干部首先对事业、对国家没有信心了。如果他们对国家有信心怎么会那样？有次吃饭，一个朋友多喝了几杯，对我说：“贵党党员首先自己不相信党，要老百姓怎么相信？”他微醉，居然称我党为“贵党”了。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农村情况相当了解。他讲了一件事：前些日子回家，他看见一个本家的叔叔，手里拎着一只鸡，去给乡镇干部送礼。他问叔叔干啥去，叔叔说：“干啥去？我^_^送鸡去！唉，当年日本鬼子进村，开枪打鸡。国民党来了，那些兵进院子抓鸡。土匪来了，到鸡窝里掏鸡。现在好啊，村干部不抢不抓，你主动给他送去。”
农村本来就存在着两大问题，耕地锐减和人口激增，再加上腐败问题，三个问题激荡冲撞，极有可能爆发危机。中国的人口问题自清中叶之后已相当严重。太平天国运动产生就与人口压力直接有关。理论上说，实行民主的地方最稳定。可为什么唯一进行民主选举的农村却成为最不安定的地区？我的看法是，如不及早进行包括农村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革命就可能发生。这不是危言耸听。当上层不能实行改革的时候，代价巨大的下层革命迟早会到来。
县委书记：盲流问题也使乡镇政府都感头痛。
L先生：解决盲流问题必须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盲流处理得好，是国家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①这些人在当地都是富余的劳动力，精力无处发泄，如不允许他们走动，势必在当地聚集滋事。②他们流到外地，一门心思赚钱，就无精力旁骛了。③盲流多来自贫困地区，他们每年寄大量的钱回家，无疑带动了家乡经济的发展。四川打工仔和打工妹每年寄回去的钱，接近全省的财政收入，有人说还超过了。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城市的生产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已不像以往那样非常容易地消化源源不断涌入的农民打工者。同时，农民打工者由于户口门槛不能享受城市设施和福利，没落为城市边缘人，成为无恒居无职业的游荡不定的数量惊人的无产者群体。一个农民，如果离开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农民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便剩下破坏和毁灭。前年我曾到深圳监狱里访问过一个农村民工的死囚。他这样对我说：“我们这些人生来一条烂命，吃不饱穿不暖，受人歧视，死无所谓。”显然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亡命之徒的心态，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倾向。这些人一无所有，所以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有句话说：知识分子怕共产党，共产党怕农民。个中滋味，很令人回味呢。
好几年前就有人谈论“陈胜吴广”。那是对农民领袖的呼唤。我对改革开放至今的农民领袖问题做过研究，我认为农民领袖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领袖是从农村宗族中产生的。在同一地域的农民，由于土地、水源、山林在一起，往往在利益上有一致性，形成了一种松散的利益共同体。表现形式上就是宗族势力。同时，家族色彩也很浓重。第二阶段，农村领袖是带领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其中典型人物是大邱庄“庄主”禹作敏。有一位打过仗、负过伤的高干到大邱庄参观，质问禹作敏：“有了钱就搞特殊，你凭什么坐这么好的车？”禹作敏的“坐骑”是奔驰600，价值百万。禹作敏的回答是：“因为你是带着穷人打富人，而我，是带着穷人变成富人。”第三阶段，也就是今天，农村中崛起了一个农民领袖群：“减负代表”。湖南、江西等省近几年影响较大的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台前幕后都有人组织操纵，这就是“减负代表”，又叫“减负英雄”。他们为数虽少，却无不一呼百应，具有“翻江倒海”的能量。这些人的特征是：一般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大多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不一定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境较好，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对国家有关农业的文件和政策比较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处理农村群体事件的基本态度。
县委书记：经您一点拨，我豁然开朗。我们县发生的几起农村群体性事件，我在处理时就明显感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影子存在。我当时称他们是“黑手”。
L先生：说错了，他们不是“黑手”。这些人应当称作“红手”才对。比起乡村那些腐败的干部，他们不知要好多少倍。他们一般不骂共产党。就是骂，也是“儿子骂老子，有口无心”。如果乡村自治选举能把这些人选为领导人，肯定有益。我老家安徽宿县有一个村是有名的“上访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上访过。组织他们的人就是一个“减负英雄”。后来在选举中，把这个人选为村委会主任，这个村子从此再也没有上访告状的。
这个问题再一次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权力换人心。领导要善于疏导民意，化解危机。民意如流水，越堵越危险。而这样做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民参与到社会政治中来。中国的改良为什么屡屡失败，就是缺少人民的参与。邓小平的改革为什么胜利，就是广大人民全身心充满热情的投入。
我还想说说农民民主与农民素质。民主就是一种需求，与素质无关；民主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与素质无关；民主是一种表达方式，与素质无关；民主是一个交易过程，与素质无关。民主需要学习，需要培养，需要公平，需要规则。
县委书记：我想请教一个具体问题，怎样做才能使农民参与政治体制改革呢？
L先生：我看至少有三点：一、大砍衙门，砍它个落花流水，砍它个头破血流。此乃减轻农民负担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径。农民减了负，才有政治热情，正面的政治热情。负担如虎，农民也会产生政治热情，那就是负面的政治热情。所以，精简机构特别精简基层机构的问题，务必上升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上来看。二、对农民而言，这权力，那权力，首要的是受教育的权力。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普遍的贫困和文化水平低下，是很难产生民主的。农村一切问题都与教育有关。从全社会角度来看，最大的不公平是教育的不公平。农民意识的基本四要素是：“愚”、“穷”、“弱”、“私”。这四点互为因果。李国文曾说过，中国的所有的事情都坏在农民意识上，这话确实是不错的。农民读书少，知识就少；知识少，就多生；一多生，就受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对一千多个农户做过家庭婚姻状况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村青年的通婚圈子直径范围不超过二十五公里，其中仅在六公里范围之内的就占了近百分之八十。社会学家称为“小盆地婚姻”。十几年过去，这种状况改变了多少？你应当比我清楚。
县委书记：基本没改变。在我们县，很多青年农民婚姻对象的第一选择是本村人，因为大家相识，知根知底。这样的婚姻最牢靠。
L先生：第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给农民以公平待遇。今天中国充斥着许多不公平，但最被漠视、命运最悲哀的是人数最多的农民。李昌平含泪上书：“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我觉得此话应改为“要给农民以公民待遇。”国民和公民在本质还不完全一样。英文“公民”一词中就含有城市的意思――CITYZEN。民主的前提也是公民意识，而不是国民意识。虽是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我们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八亿村民变成公民。因为缺乏公民意识，农民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虽极多，却无组织，没有凝聚力。不是洪流，也不是人海，而是黑压压的乌合之众。八亿农民居然没有代表自己的组织形式。你看，我国工人有工会，它是正部级单位；文艺家有文联，正部级单位；作家有作协，也是正部级单位。学生有学联，企业家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唯独农民阶层是个例外。为什么不能成立“全国农会”，像“全国工会”一样？
县委书记：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L先生：有一个人叫董时进，可能你没听说过，他在1947年时成立了一个“中国农民党”。他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他的一些观点到今天还值得探讨。譬如他说：“华北有剥削性，而江南没有。”“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农民只是在分得土地后，暂时的情绪高涨了一下，过一段时间就是会低落的。”他反对我党的土改政策，因而遭到批判。1949年，中国农民党在北平解散。
我党在夺取政权时，各地都有农会。夺取了政权后，反而抛弃了这种组织形式。一个靠农民运动起家的政权，如果忘却和背叛了农民，终将会面临来自农民的挑战。1993年3月，万里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任期将满，他在自己任上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全国所有农业大省和主管官员集合在北京，指责他们漠视农民利益，致使乡下民怨蜂起。几天后，他便卸去一切职权，回到家中颐养天年。十二年过去了，万里的批评犹在耳边，可农民问题依然严重。
类别:刘亚洲思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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